跟前溜走的，他还笑话来着，结果这竟然可能是真的？ 初挽道：“据我所知，明正德年之前，官窑瓷出场需要经过两道筛选，一次是出窑，一次是运送到御窑厂时，在这两次筛选中，一旦出现残次，便会一律打碎，埋入地下。” 众人听着，多少有些疑惑，和明朝什么关系？ 初挽继续道：“不过到了嘉靖之后，御窑衰落，再无能力继续承担官窑烧造，只能将一部分朝廷临时追派的任务放到民窑来烧造，并给予一定的费用。” “《江西省大志》所记，提到‘惟钦限瓷器，数多，限逼，一时凑办不及，则分派散窑……惟召集高手匠作赴厂帮工，与招募人役一体记工赏值。这就是所谓的官搭民烧。” “到了清朝初年，部分瓷器甚至开始尽搭民烧，《陶冶图说》中说到，瓷坯既成，装以匣钵，送至窑户家。在这种体制下，便出现了一些包青窑，一旦烧制失败，要自行赔付，这么一来，没有人舍得打碎残次品，这些残次品在被征用的民窑中只能流入市场，以挽回一些损失，于是渐渐便形成了官民竞市。” 说到这里，她笑望着牛经理：“所以牛经理说得倒是有道理，依我推测，这件瓷器，应该是当时被官窑征用的民窑，既是被官窑征用，那烧造水平自然不次于官窑，但是这民窑工匠水平参差不齐，他们不识字，所谓底款不过是照葫芦画瓢罢了。” 旁边那秃头文博专家不太服气：“那怎么解释文字狱？” 初挽道：“倒是也正常，因为清朝康熙年间，也多有仿明的瓷器，既然是仿造明瓷器，这工匠自然惯常会写大明，比如他往日写习惯了大明成化年制，大清康熙年制，写多了，给写串了，张冠李戴了。” 牛经理听着，忙点头：“有道理，这一定是写串了，写串了后，也不舍得，又因为他们往常经常写大明，并不觉得写串了有什么大逆不道的，就连官窑查验的官员，也只当是不小心写串了，这么一件残次品进不了宫，只能在民市上买卖！而民市上，大家或者不识字，或者识字只以为写错了，谁也没当回事，就这么流传下来了。” 话说到这里，大家再看初挽，不免暗暗吃惊。 要知道，初挽能头头是道说出这些，哪怕她事先做了功课，那也是对明清官窑制度以及清康熙文化政治了如指掌，这哪是普通小姑娘能随口说出来的。 别管人家说得对不对，至少能自圆其说，不至于说着说着说不下去了！ 范老先生听着，笑吟吟地看着初挽：“你说得倒是有些道理，不过有一点，到底牵强，这清朝文字狱盛行，人尽皆知，为什么这么一件大明康熙年制的款，能侥幸存活？” 初挽道：“历史的发展是必然的，但同时又充满偶然性，在这件事上，我个人认为，是当时历史环境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组合。” 范老先生：“怎么讲？” 初挽：“清顺治元年，也就是1644年，吴三桂放开山海关引清军入关，康熙自1662在位，也就是说，康熙初年时，清军入关不过十八年，那个时候，官窑里多少老工匠，那都是写惯了大明的，写了多少年的。那些人关于文字狱关于改朝换代的意识，并没有那么强烈。” 她说这话，众人自然有些怀疑，她便继续道：“清朝初年，三藩手握重兵，在南方形成割据势力，所以那个时候，其实清朝皇帝对于南方的控制力薄弱，三藩纵然效忠于康熙，但是还不至于为了康熙大兴文字狱，为一个大明康熙年制的错款大动干戈。” 她继续道：“鞭子不抽到身上不疼，三藩势力庇护之下，那些景德镇窑厂的商户，哪里知道什么大明大清，他们只知道，这是一件上等好瓷器，虽然错了款，但是不能为了这个打碎瓷器赔钱。” 她这一番解释，说得大家哑口无言，细想之下，也是心服口服。 这就像是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了，改革开放了，但是一些老太太依然裹着小脚梳着发髻穿着对襟褂子，在三藩势力之下，工匠写错了一个字似乎也没什么大不了。 他们不懂政治，不懂什么大明大清，只是怜惜一件花了大功夫做出的瓷器，不想赔钱，想好歹换三瓜两枣补贴家用，这就是磅礴的历史大背景下，最真实的小老百姓心态。 范老先生听着，微点头：“说得很好，史书寥寥几笔，写的是庙堂之高，但是这小小一款瓷器上，记载的却是小老百姓的柴米油盐，管你皇帝是谁姓，他们辛苦熬眼烧造出来的瓷器，不舍得打碎，就此流入市场。” 旁边那中山装文博专家恍然：“这种纰漏怕不是只有一件两件，或许是那么一批，或者一段时间的错，可能大部分在漫长历史中被发现被销毁，但是也有极少量，流入了寻Ｍ.ＢＧmbuｉＬDＩｎＧ.ｃＯ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