责执行，将官吏任命权收归尚书台。可是，历史上的变法者大多结局很惨，比如著名的“商鞅变法”，商鞅最后被处以车裂酷刑，再如“王安石变法”，王安石被当时人骂成“乱臣贼子”，后遭罢免郁郁而终。这不奇怪，所谓变法，即是改变人们业已接受的习惯和规则，会让大批既得利益者蒙受损失，这肯定要遭人恨。 鲁迅曾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中国人向来喜欢中庸，如果你想要开窗户就得宣称要拆屋顶，这时候中庸者才会冒出来同意开窗户。”那么曹爽干了什么呢？他真的把屋顶给拆了。因此，他遭到士族群起而攻之，最终导致败亡。 再说何晏，他任吏部尚书多年，执掌官吏任命大权，就事论事，他在这个位置上政绩如何？史书中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评价。 黄门侍郎傅嘏（jiǎ）贬损何晏说：“何晏看上去沉稳但内心躁动，热衷于逐利，不求务本，我看他一定会祸乱朝纲。” 傅氏一族是曹爽政敌。不用想，傅嘏对何晏恶语相向完全是由于双方政治理念出现分歧所致。 《魏略》中写道，何晏选拔的官吏都是和他有私交的故人，也就是说，何晏任人唯亲。这成为当时的主流声音。可是，让我们继续在浩瀚如海的史籍中搜寻何晏的行迹，《晋书》中记载，西晋著名的直臣傅咸在一封奏疏中似乎是不经意间提到何晏，他是这样说的：“正始年间，何晏选拔的官吏，无论朝廷内外都各得其才，被当时人交口称颂。”傅咸的爸爸傅玄、叔叔傅嘏都是何晏的政敌，傅氏一族跟曹爽的矛盾极深，倘若何晏没做出什么突出成绩，是绝不可能被政敌后代赞扬的。再者，这句话是出自傅咸给皇帝的奏疏中，可信度方面也毋庸置疑。所以，何晏这个吏部尚书应该做得很称职，曹爽推进的政治改革也成效颇丰。 正始年间在魏国历史上相当特殊，然而，史书中对这十年中的主要执政者——曹爽、何晏等人的描述可谓惜字如金，基本只有奢侈腐败、结党营私、嗑药吸粉等劣迹残留下来。 《三国志》的作者陈寿一方面迫于政治压力，另一方面，即便他想对曹爽、何晏等人有正面描写也无从下手，因为高平陵政变至《三国志》成书的这几十年里，有关曹爽、何晏等人的事迹早被付之一炬，追随其人化为灰烬了。不过，在《三国志·曹芳纪》中却颇显突兀地收录了一段何晏写给魏帝曹芳的上疏。这封上疏几乎成了肯定何晏人品的重要旁证，其大意如下：“善于治国者一定会先治身，治身的前提是学习世间正道，身正则天下人会跟从……因此，作为君王，同游者必选正人君子，阅览的书必为正理，远离淫邪之声和奸佞小人，如此心无邪念方可弘扬正道……”这样一段话，很难想象是出自一个品行卑劣的小人之口。 清代史学家何焯认为：“陈寿没办法给何晏平反，故特别收录这封上疏隐藏在曹芳传记中，让后人得以从其言中探知其行，以免何晏的形象在政敌口中被污蔑无法翻身。” 正始年：落幕 正始年间，傅嘏、蒋济、卢毓、钟毓、孙礼等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曹爽的打压，他们被迫倒向司马懿一边。不过在这场政变中，则只有高柔、王观是政变的主要筹划者和执行者。这批人的心态也都不尽相同。 其中，卢毓、钟毓、傅嘏从此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司马氏麾下。日后，钟毓仍担任廷尉，继续执掌魏国司法大权，卢毓在检举张当后取代何晏成了吏部尚书，手握官吏任免权。但与何晏不同的是，卢毓，这位吏部尚书同时还兼任着自己祖籍所在地幽州的中正官职务，因此，他自然会继续力挺九品中正制了。傅嘏接替李胜成为新任河南尹，他摒弃李胜创立的新政，恢复正始以前的旧法。由此，曹爽、何晏等人历经数年经营的变革就在一夕之间付诸东流了。 卢毓、钟毓、傅嘏等人内心隐隐有种担忧：“百年之后，世人会如何评论我呢？”事实证明，这种担忧未免多余。因为历史向来是由胜利者书写的，在史书中，这三人均以正臣和名臣的形象被载入史册，只有在只言片语中，才能模糊窥探其背后的隐情。 这里要讲几句。很多人认为所谓的正史虚假成分太多，更不乏偏激者认为全不可信。我们力求探究历史背后的隐情，但不能矫枉过正，凡事都需要谨慎甄别。通常情况下，政敌称赞政敌可信度较高，哥们儿称赞哥们儿基本可以当没看见。反之亦然。再有，若某人家族权势延续数代之久，那么他干的好事就得打个折扣，而要找出他干的坏事则需要花些心思。若某人官场失意战场失利，且子孙后代没权没势（更有甚者被灭族，譬如曹爽之流），那么，对于扣在他脑袋上的无数屎盆子就可以呵呵一笑了。要知道，政客一贯喜欢痛打落水狗，打死了都不忘踩上两脚。 再回过头来说孙礼。他先前被司马懿举荐为并州刺史，曹爽死后被召回朝廷，接替卢毓成为司隶校尉。如今孙礼什么都明白了，他和曹爽之间ｍ.bGmbｕIlDＩng.cＯｍ